2020年1月

兽爷丨被殴打的医生: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

38岁的高医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撤离前线。

1月29日晚,武汉第四人民医院古田院区12楼隔离病房,一位男子因为岳父患病毒性肺炎去世,对胸外科高医生进行殴打,导致高医生多处软组织损伤、跟腱断裂,一旁阻拦的王护士长也因此受伤。

新京报援引患者家属表示,去世的老人是1月27日住院的。29日晚10点左右,老人情况恶化,家属呼叫医护人员抢救,不久后老人去世。

这位患者家属表示,去世老人的家属一直在哭,称只有护士在抢救。

打人男子随后被刑拘。但高医生和护士长的防护服、口罩都被撕破,导致了严重的职业暴露,不得不被隔离。

这已经是武汉第四医院的第二起伤医案件。一边是来势汹汹的疫情,一边是情绪几近崩溃的患者家属,在一线战斗的高医生们腹背受敌。

即便这样,如今打着石膏躺在隔离病房的高医生,依然要求兽爷不要把关注点放在这次伤医事件上。他说:

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

以下为高医生自述,兽爷稍作编辑:

我2005年本科毕业,开始上班,期间读了三年研究生,一直在临床一线。这次隔离是医院决定的,因为有职业暴露的话,就应该这样做。

从开始接到排班后,我们组的医生基本上都在岗,不管是休息还是值班都在。我基本上从那天开始就没回去过了,直到现在,就在医院或者在医院提供的休息的地方,短暂地休息。

现在很多病人住院后病情比较严重,在中国崇尚孝道的社会环境里,如果亲人住院,你肯定想去探望。但这个疾病是尽量不允许家属在床陪伴的。

现在社会对此理解不够深,因此产生一些矛盾。

这个时期,我觉得还是不要谈论医患关系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本身就比较敏感。反而会给医务人员刺激,会加重患者家属的不信任,也给警方工作带来不利。

我们现在要相信政府,相信警察,他们肯定实事求是去办这个事情。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临床医生、护士被打,防护服被撕破,很多很多。要每一个都去问吗,每个都去查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这个事情只是反映了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

最应该关注的,是医务人员的诉求。

我看了你写的《一个武汉疑似病人的五天》,也想借此机会说下这段时间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想法。

我们一线人员最大的诉求和愿望,首先是安全,患者安全、医护人员安全、家属安全。

我们希望能得到防护方面的安全,患者和家属也都发放防护口罩,隔断这个交叉感染。

但现在,患者和家属的恐慌情绪是比较严重的。只有消除这种恐慌情绪,才可以减少患者在不同的医院一直奔波,有效减少患者交叉感染。

你此前文章末尾提到了交叉感染的事情,其实我们作为医务人员,除了住进病房的患者,也希望更多患者都能够有病房住,这是我们全部一线医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强烈的愿望。

第二个问题就是物资短缺,我们医院的物资也相对短缺。

目前临床最缺的是N95的口罩,再就是防护服。如果一些病情很重的病人需要做三级防护,我们现在还有没有那个面罩。第七人民医院说他们的N95口罩只有80多个,我们比他们稍微强一点,每个科室可以每天分到40多个。

从病房出来后,在半污染区里,我们都是带着普通的外科口罩。医生不敢上厕所不敢吃饭,就怕口罩不够用。

我们甚至会对面罩进行浸泡,经过特殊消毒以后再用的也有。这方面缺口是很大的。

医院刚开始成为定点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朋友圈,包括各个群里去找同学呼吁募集物资,各种捐赠群我都加进去了。我们第四医院是第一批开放的最大的定点三甲救治医院。

防护服数量的不足以及出于安全的担心,安保人员也无法进入隔离区,无法及时制止暴力事件发生,只能事后采取措施。

如果能够解决一线人员的后顾之忧,包括临床的医生、患者、患者的家属、警察、社区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诉求、安全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才能够办得更好。

面对疫情,医生、警察、患者和患者家属,其实都是一个战壕里面的兄弟。这个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战胜它。如果我们分裂了,就会导致这个疾病的蔓延,这个疾病的控制变得更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希望过多地关注“伤医”这个事情。

今天凌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疫情变化。

PHEIC并非针对中国,而是推动全球应对

受此消息影响,今天上午,新加坡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开盘涨超2%,美国三大股指尾盘也悉数由跌转涨。

只不过此时,中国的老百姓的手机上依然传播着所谓“疫区国”、“三年的旅行、贸易限制”,散播着焦虑的情绪。

其实,这都是谣言,在WHO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中,他说的很明确:

将疫情列为PHEIC,并非是由于中国防疫不力,相反,他对中国十分有信心,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防疫措施“为全球都设立了新标准”。但是,为了支持医疗系统更脆弱的国家,WHO决定宣布PHEIC。

而且,谭德塞强调,WHO反对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

这个表态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我们,所最担心的贸易禁令,没有了WHO给予的法理依据,如果进口国以疫情为由禁止中国货物入境,我们可以争取法律的保护。

这意味着除了极少数双方约定了疫情项的合同之外,根据WHO规定,对于拒绝货物入出境超过24小时的缔约国必须及时报备,这将保护中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

至于作为旅游逆差国的我们,自然不怕那些顺差国搞旅行禁令了。

不过,此次WHO认为可能存在的“全球爆发”,并非危言耸听。

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着庞大的医疗体系来应对,譬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在这个流感季,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感染,12万住院治疗和6600人死于流感,可人家有着奥巴马医保,得病也不当回事儿。

而在中国,面对病毒,我们可以用举国体制应对,今年春节期间,在庞大的基层党组织的推动下进行封锁,全国人民主动把自己隔离来消灭病毒。

但是,在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既没有强力的政府组织,也没有庞大的医疗体系,一旦病毒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也是此次WHO发言中表达出来的意思,他们比中国人还相信中国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的包围战,但是对已经出现人传染人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没什么信心,因此,希望中国的防疫经验,能够普及到其他的国家。

就像道德经说的,福祸相依。

这场疫病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这也推动了我们内部的改革,让一批批尸位素餐的官员们离开岗位,推动医疗体制的改革。

当然,此次被列为PHEIC,被全球瞩目,经济损失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在政治层面上,面对这场全球携手应对的疫病,我们推动高效而通明公开的政府,将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体制的合理与优势,粉碎敌对势力的谣言。

在经济层面上,随着研发出来的抗病毒中成药在抗击疫病中发挥作用,中国的传统中药也将以救世主的姿态亮相全球,创造一个新的产业。

谩骂和制造焦虑毫无意义,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

中华文明五千载,每一次灾难降临后的奋起,都只会让我们华夏儿女变得更强。

石油与王位


伊本.沙特下葬后没多久,苏莱曼就感觉财政大臣这份活没法干了。

苏莱曼忠心耿耿跟着伊本.沙特一辈子,替整个沙特打理钱财,伊本.沙特创业之时,他拎着个箱子跟着伊本.沙特到处跑,那个箱子就是整个沙特早期的国库,为了收买人心,伊本.沙特总搞一些公开接见活动,或者允许普通国民直接到宫廷喊冤(主要是因为国民人少才敢这么做),为了显得国王仁慈爱民,伊本.沙特会招待客人一顿饭,要是有部落代表找他要银子,他就写一张条子,让他们去找苏莱曼要钱。

如果是小钱,苏莱曼就打开箱子爽快给钱,要是这钱有问题或者数目过大,苏莱曼就比较头疼,但是国王都开口了叫他给钱,又不能不给,老狐狸苏莱曼就会想办法让领钱的人走流程,比如叫领钱的人拿着十几份证明文件跑十几个衙门去盖章,每个衙门再配合各种借口拖上几个月,领钱的人一看这流程长得大概要二十年才能跑完,往往就会知难而退(世界通用技巧)。

苏莱曼小心翼翼地打理着沙特的财政,既要把从阿美公司收来的钱花出去,又要防止沙特花得太猛出现财政危机,他常伴伊本.沙特左右,为沙特打天下和争夺阿美石油立下汗马功劳,死死撑住沙特的经济,是沙特历史的活化石。

活化石现在撑不住了。

1953年老司机萨乌德接过沙特王位,很快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这位51岁的花花公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在沙特境内到处建行宫、买游艇、每个月都在娶新媳妇,无节制撒钱买下属的忠心,那时候沙特还不算富裕,家里矿还不够多,国家根本经不起萨乌德瞎折腾,苏莱曼为了阻止新国王乱花钱好言劝戒,两人因为预算问题爆发冲突,央行老大是玩不过国家领导的,一年后,不愿迎合新国王的苏莱曼被迫离开沙特朝廷,回内志地区搞农业去了。

接任苏莱曼的是他的助手苏罗尔,苏罗尔可不敢惹国王,让他敞开了花钱,很快一群擅于吹牛拍马的人都聚在了萨乌德的周围,替他找好吃的好玩的好睡的,到1958年,花花公子萨乌德执政5年后,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就废了,国家处于金融危机边缘,当时欠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国其他金融机构9200万美元,还要再融5000万美元资金才能稳定货币,萨乌德一看大事不好,叫财政部加印钞票,立刻又引发了通货膨胀。

伊本.沙特的棺材板都快要压不住了。

沙特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小部分来源于税收和麦加、麦地那的朝拜收入(这两座YSL圣城至今只允许MSL进去),大部分来源于阿美石油一年几千万美元的分成,只要不作,全国小几百万人还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结果给萨乌德搞得国家欠一屁股债,军队和公务员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伊本.沙特的其他儿子们都觉得再叫萨乌德瞎搞下去非得亡国不可,有实权的几个王子3月的某个晚上一起找到王储费萨尔,费萨尔那时刚从美国做完手术回来,他喜欢养鹰,正带着鹰群在沙漠中的一处营地休息,王子们连夜找到他,说这个萨乌德哥哥把国家治理得太不像话了,他再不下台我们都想砍他了,费萨尔听到国家财政变成了这个鬼样子,答应了大家的请求,出面去找大哥萨乌德,让国王下放权力。

萨乌德虽然贪图享乐,但他那时还有点自知之明,费萨尔一提出建议,他居然马上就同意了,将治理国家的权力都交给了费萨尔,只要求什么事情都要跟他打声招呼,并保留对皇家卫队的指挥权就行了(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费萨尔拿到实权后,第一件事情就去是国库查账,结果发现堂堂沙特的国库里居然只剩下100美元现金,王子们都气疯了,先把苏罗尔这个马屁精财政大臣给炒了。

从1958年开始到1975年,沙特的实际掌权者都是费萨尔,如果说伊本.沙特是开国皇帝朱元璋,那费萨尔就约等于朱棣,正是在他有条不紊的治理下,沙特才逐渐富有了起来。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费萨尔

费萨尔亲自担任财政大臣,先去一家沙特银行贷款出来把公务员和军人的工资发了,再跑去说服阿美石油替他们给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做担保,还担保了追加贷款以避免国家破产,费萨尔严格控制国家和王室开支,严禁政府部门跟王子公主们乱花钱,把石油收入中分给王室的比例从60%减少到了14%,结果只花了一年多,到1960年,沙特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船小好调头,国家体量不大,拯救起来相对也容易一些。

费萨尔实权在握时,沙特的国运也一路向上,1963-1965年,阿美石油地质学家发现了几个主要的近海油田和延伸到波斯湾的岸上油田,1967年发现三个大油田,1968年在最大的鲁卜哈利沙漠居然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石油储备达到了140亿桶,天然气25万亿立方英尺。

沙特人挖出了一座座金山银山,但这时候的石油价格还很低,要真正成为了一个土豪国,沙特人还得再等几年。

萨乌德这时候还是名义上的国王,他因为过于肥胖,落下一身的糖尿病、高血压,常常飞到国外治疗,看着弟弟干得风生水起,不免有一些失落,1963年两人在塔伊夫的宫殿里展开了一场谈判,萨乌德要求费萨尔交还权力,费萨尔当场拒绝,两兄弟不欢而散,但其他王子几乎全部都支持费萨尔,怕萨乌德将国家再度玩残,两边高度紧张对立的时候,所有王子都站在了费萨尔背后,就连沙特的宗教人士都认可费萨尔的统治,沙特其实是一个建立在部落联盟和宗教联盟基础上的国家,宗教界的影响力巨大,国王的权力都要经过宗教界认可,乌里玛和其他宗教权威在1964年3月30日在利雅得宫殿宣布费萨尔的统治合法,废除萨乌德的行政权力,70多位王子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萨乌德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他是阿拉伯历史上第一位没有实权的君王,为此他向乌里玛和家族申诉,大家说你讲得有道理,阿拉伯历史上确实没有出现过一位虚君君主,那我们就正式罢黜你吧。

一代花花公子、老司机萨乌德先生,终于求锤得锤,被亲弟弟们强行逼退位,他只好飞到国外继续花天酒地,但酒色掏空了他的身体,仅五年后,1969年便病逝于希腊雅典。

沙特这种哥哥死了弟弟继承王位的制度,其实就是典型的古代部落制,历史上的匈奴、突厥、鲜卑等游牧民族都是这一套继承制度,因为游牧民族成天要打打杀杀,话事人要是上街斗殴被人砍死了,下一代才三四岁就麻烦了,小娃娃带不动社团啊,为了缓冲风险,就习惯了兄终弟及的方式,保障成年人就业。

但农业文明就没有这个问题,农业文明有一整套成熟的官僚体系保障国家运作,用不着成天喊打喊杀,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小皇帝,而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允许有小国王的出现。

沙特这个规则沿续了近六十年,直到本文的主角小萨勒曼的出现,才打断了这一传统。

萨乌德执政期间,主要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几乎都发生在1973年。

这是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年。

第一件事改变了沙特,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路盟军拜埃及为带头大哥,一齐抽刀去砍以色列,这次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做足了准备迷惑以色列,整个作战计划两个国家都只有十几个人知道,作战前6小时师级指挥员才知道,作战前3小时才传令给营级指挥员,当天埃及从西攻,叙利亚从北攻,双面突然袭击还在过赎罪日的以色列,以色列猝不及防,前期被打得大败,眼看要亡国,美国紧急启动“五分钱救援行动”,尼克松下令“将所有能飞的东西都飞往以色列”,给以色列输送弹药,甚至36架美军F-4战斗机把涂装一换,由美国飞行员直接飞过去参加战斗,美国的及时救援救了以色列一命,使以色列最终将埃及和叙利亚打退。阿拉伯国家就此跟美国结了仇,下令对欧美和日本石油禁油,一时石油价格暴涨,从原来的 3美元上涨到13美元,到1981年涨到39美元,而这时候,沙特的石油产量,从最早期的2万桶每天,已经飙升到840万桶一天。


此后,富得流油已经无法形容沙特了,沙特根本是富得喷油,沙特在1981年就达到了人均GDP1.79万美元,那时候的中国,人均年收入才区区197美元,是中国的90倍。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我查询到各处资料里,世界石油价格一直在1-3美元每桶这个区间,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世界石油的转折点,从此价格一路疯狂上涨,世界最高油价曾涨到2008年的147美元一桶,现在又回落至60美元左右,石油涨价让沙特成为最大的受惠国,沙特富到什么地步呢?1987年,沙特苏尔坦亲王跟中国的曹刚川副总参谋长多次密会后,以35亿美元现金买下一批中国东风-3战略导弹,当时贫穷的中国被狗大户深深震撼到了,因为当年全中国的外汇也不过20.72亿美元,沙特人居然一次性给现金,真是让人记忆深刻的豪放土豪风。

第二件事改变了世界。当年美国财务部长西蒙密会萨乌德石油大臣亚马尼,双方约定石油交易只使用美元,使美元与石油深深绑定,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这件事对世界的影响更为深远,但因为在很多篇文章里我已经详细讲述过这件事,这里就简略带过。

我有点怀疑沙特与美国还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了关于阿美石油的某些协议,在这之前,伊本.沙特多年努力也只是提高了利润分成,1959年才有两名沙特人进入董事会,费萨尔的心腹石油大臣亚马尼在1968年提出想全面收购阿美石油,但美国人不怎么鸟他,通过不断地跟美国人展开马拉松式的沟通,1972年美国人才让沙特购买了一小部股分,1974年,西蒙和亚马尼密谈之后,美国开始放宽了股份出售,这年沙特占阿美股份突然暴涨到了60%,1980年3月9日,沙特政府大概花了几十亿美元,顺利完成了对阿美石油的全面收购。

费萨尔差一点就亲眼见证到沙特对阿美石油的全面收购,就只差一点点。

在哥哥萨乌德病逝6年后,1975年3月24日,费萨尔正在办公室招待自己26岁的侄子穆萨德,穆萨德当时因为学习成绩太差刚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除,因为在美国打架斗殴,回到沙特后被禁止离开本土,收了他的护照,他为此心怀不满,加上他哥哥反对萨乌德推进沙特现代化,在占领广播电台时被警察打死,穆萨德各种愤恨交集,竟当着一堆科威特客人的面,突然拔枪向费萨尔连开三枪,费萨尔中弹身亡,享年71岁。

穆萨德于6月18日在利雅得市中心被当众斩首。

费萨尔死后,伊本.沙特活着的儿子里年龄最大的穆罕默德不到一小时便赶到现场,他在众王子中资历最高、人气最盛,而且脾气暴躁、杀气腾腾,人人都怕他三分,他本来也很有希望成为国王,只是因为脾气太暴而没有担选,穆罕默德当场宣布由哈立德成为沙特下一任国王,并立苏德里王后所生的法赫德为王储。

法赫德的出场,标志着“苏德里系”正式登上了沙特历史舞台的显眼处。


沙特葫芦娃


伊本.沙特在世时,有一位非常非常宠爱的妻子,名叫西萨.苏德里(Hissah AI Sudeiri),她是唯一跟伊本.沙特结过两次婚的女人(按YSL教法,一个男人能娶四个妻子,伊本.沙特有那么多妻子,是频繁的休妻、娶妻换来的,他也只能同时有四个),苏德里来自内志地区名门大户,嫁过来后特别争气,一撇腿生一男娃,一撇腿又生一男娃,一口气生了八个儿子,其中有七个活到了成年,由于这七人长大后位高权重,控制着沙特的重要权力机构,史称“苏德里七贤”。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沙特葫芦娃七兄弟

法赫德国王是苏德里七兄弟的老大,第一个做到国王位置的人。老二就是跟中国做军火生意的苏尔坦亲王,2011年病逝。老三阿卜杜勒亲王2017年去世。老四纳伊夫亲王2012年去世。老五图尔基二世2016年去世。老六就是现在沙特的萨勒曼国王,老七是艾哈麦德亲王,还健在。这七人因为是同一个妈生的,跟别的只是同一个爹不是同一个妈出生的兄弟感情不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饭一起吃,有人一起砍,十分团结,算是沙特的葫芦娃七兄弟。

哈立德在王位上只坐了7年时间,屁股刚刚坐热,就于1982年去世,法赫德国王接过王位后,平平安安地干了14年,为苏德里系日渐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到1996年,75岁的法赫德国王中风,身体垮了,阿卜杜拉作为王储,实际掌控了沙特的朝政,到他2015年病死,差不多整整20年时间统治着沙特。(这些国王的故事我必须按快进键了,急不可耐要出场的小萨勒曼正在后台把导演打得惨叫连连)

在沙特拼王储的本钱主要靠长寿,2011年,阿卜杜拉任命苏尔坦亲王为王储,结果83岁的苏尔坦挂了,2012年他任命纳伊夫亲王为王储,结果78岁的纳伊夫又挂了,王储任命跟催命符一样的。纳伊夫之后,阿卜杜拉又任命萨勒曼为王储,萨勒曼马上中风,大家想完了完了,这催命符真灵,结果萨勒曼命硬,牙一咬挺过来了,生生熬死了阿卜杜拉,到2015年以79岁高龄拿下国王宝座。

萨勒曼是伊本.沙特的第25个儿子,出生于1936年,生得体格健硕,19岁就开始从政,1963年27岁时担任利雅得省省长,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48年(可能是全世界在职时间最长的省长),管理着400万人口,亲身经历了利雅得从沙漠小镇发展到现代都市的全过程,2011年他终于从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接替去世的苏尔坦亲王担任国防大臣,一年后熬成王储。

萨勒曼的性格相对比较平稳,多年历练,使他能有效处理好部落、宗教这间的复杂关系,在王室里威望甚高。

如果你够细心,就会发现阿卜杜拉从2011年连续任命的三位王储,都属于苏德里系。这显然不是碰巧,而是沙特的王室内部势力,经过多年的斗争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平衡关系。

从法赫德国王开始,苏德里系影响越来越大,再这样发展下去其他王室的利益即将受损,为了避免撕破脸,大家便达成了一种默契,苏德里系不能连续担任两届国王,但下下任要还给苏德里系。因此法赫德国王去世后,王位交给了非苏德里系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任命的王储,又必须是苏德里系。

阿卜杜拉国王是伊本.沙特的第十个儿子,母亲死得早,本来没什么强大的娘家为后盾,但他为人精明强干,从沙特安全部队话事人起家,牢牢控制着沙特的安全部队跟情报机构,才能跟苏德里系相抗衡。阿卜杜拉实际执政时间长达二十年,以他为中心,拉拢了各个王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专门在王室抗衡苏德里系。在他担任国王期间,曾将王室委员会苏德里系人数压缩到五分之一,还将几个公开反对他的苏德里刺头流放到了国外。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阿卜杜拉国王

他在2006年搞了效忠委员会,想让34位还活着的二代王子们一人一票选出优秀的人当国王,但后来发现这个制度没鸟用,总有人靠个人影响力决定选票,2013年他便直接任命这一代人里年纪最小的穆克林亲王为副王储,就是防止苏德里七兄弟最小的艾哈麦德接位。

执意让穆克林接班萨勒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在马上开始的沙特第三代接班人大战中,阿卜杜拉系可以获得领先优势。

大家都很清楚,伊本.沙特还活着的儿子们都太老了,个个都八十上下,没有中过风就谢天谢地了,如果再按兄终弟及的制度传下去,管理沙特的国王恐怕都是些躺在ICU病房里的人,别说管理国家,吃饭说话都成问题,再说现在沙特人口主要都是些2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这些糟老头子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喜欢英俊的易烊千玺还是喜欢帅气的肖战,或者是更帅更英俊的卢克文,反正快HOLD不住了,沙特必须要从伊本.沙特的第三代里面挑选新国王了。

当时第三代几百位王爷里,两派挑选出了两名种子选手,代表苏德里系出战的,是萨勒曼四哥老纳伊夫的儿子小纳伊夫,此子当时年仅五十多岁,生得相貌堂堂,能说会道,一看就还能活个三四十年,不会突然挂掉。代表阿卜杜拉系出战的,是阿卜杜拉国王的儿子,任沙特国民卫队司令,六十出头,应该也蛮能活。

阿卜杜拉临终前的算盘是,萨勒曼先当国王,再传给穆克林,穆克林挂掉后,就是第三代的争夺战,他就可以传给自己儿子,这样第三代权力之战中,阿卜杜拉系就可以领先一步。

萨勒曼静静地接受了阿卜杜拉的安排,一直没有异议,但等到阿卜杜拉一断气,他马上就把阿卜杜拉计划好的棋盘打翻在地,重新铺上了棋子。

最后要坐上国王宝座的,既不是我四哥的儿子,也不是阿卜杜拉的儿子,而是我萨勒曼的亲生儿子!

本文一号男主角,黑凤凰小萨勒曼先生,您终于出场了!

柒 王储之争


小萨勒曼(其实沙特人叫他穆罕默德,小萨勒曼是国际通用叫法)生于1985年,是现今地球上最强大的两个八零后之一。

老萨勒曼在50岁的时候生下他(身体真棒),是老萨勒最为宠爱的第三王妃法赫达的长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来得子的原因,小萨勒曼并没有按照其他沙特王室的标准流程到欧美留学学一口当地标准英文,并在西方文化影响中度过少年阶段,他这辈子没有出国深造过。

小萨勒曼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成了沙特第一个宇航员,一个从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创立了沙特最大的投资公司,还有一个是沙特石油部副部长。

小萨勒曼的小学、中学都就读于利雅德的私立学校,英国《每日电讯报》曾采访过他的同学,另一位沙特王子,据此人回忆,小萨勒曼是一个学霸,成绩一直在全国同年级前十,而且很喜欢打桥牌,热爱游泳、击剑、赛车,中学时他的人生偶像是英国作风硬朗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小萨勒曼小时候和父亲

大学时他在沙特国王大学(就是利雅德大学)学习法律,每年都是年级前五,以专业第二名的成绩从国王大学毕业。

小萨勒曼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夜店,他喜欢乔布斯、扎克伯格、比尔.盖茨,但从没有表现出祟洋媚外的倾向,2007年美国驻沙特大使拜访他爸老萨勒曼时,在他们家传授一些绕过美国签证障碍的技巧,家里其他兄弟听到分享欢欣鼓舞,小萨勒曼却没有一点兴趣,他说自己不想去美国使馆按手印,因为感觉像罪犯一样,甚至拒绝前往使馆。(源自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

小萨勒曼最早选择了经商,他立下雄心壮志,要创造像苹果那样伟大的公司。人刚刚毕业的时候,总有这么一段时间容易头脑发热,现实分分钟教小萨勒曼做人,他连开了几家公司都垮掉了(包括一间律师事务所),要不是家里壕无人性,他就得跟我们一样每个月慢慢还花呗了。

老母亲法赫达劝儿子回来从政,希望他成为家族政治事业继承人,又去跟他爹地老萨勒曼吹枕边风,天天吹,日日吹,枕边风吹成了龙卷风,老萨勒曼其实也很喜欢这个儿子,宠妃又总说他好话,便于小萨勒曼毕业两年后,在2009年12月让小萨勒曼担任利雅得省特别政治顾问,顺便负责MISK基金会(萨勒曼国王青年中心),小萨勒曼从此正式步入沙特政坛。

家里本来是希望小萨勒曼继承省长事业,谁知道连续几届王储都挂了,2012年老萨勒曼凭着好手气熬死兄弟成为王储后,小萨勒曼就专门代父亲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3年后老萨勒曼登基,小萨勒曼的野心,也从省长拔高到了国王。

老萨勒曼登基时都79岁了,身体根本吃不消管理国家,事实上他很快就把实权交给了宝贝儿子小萨勒曼,自己一边养病一边跳广场舞去了,按照阿卜杜拉临终前交待的剧本,他装模作样认命了穆克林为新王储,纳伊夫为副王储。

穆克林出生于1945年,毕业于英国皇家空军学院,做过麦地那省长、情报局长,阿卜杜拉很喜欢他,视他为心腹。但他在沙特王族二代中地位很低,他母亲原先是来自也门的一名女仆,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伊本.沙特看上了这个女仆,就把人家给那个了,生出最后一个儿子穆克林(身体更棒)。在沙特王室里,各个王子的地位靠母亲家族的声望,所以大家都不怎么鸟出身卑微的穆克林,阿卜杜拉一死,他就彻底失去靠山,老萨勒曼登基三个月,就借口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打仗,你这个也门女人生的王子怎么能当我们的王储呢?把穆克林给废了。

当然对外宣称说是穆克林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都70岁了,不适合担任王储,是他自己不干的。穆克林下来后,王储之位交到了萨勒曼侄子纳伊夫手里,副王储则由小萨勒曼担任。

这是沙特历史上第一次废储,凡事有了第一次,就一定有第二次。

纳伊夫出生于1959年,也是个猛人。

他打小在美国学习军事和政治课程,1985年到1988年还在FBI打卡上班,1992年开始在伦敦反恐队长期培训,1999年回到沙特,专门负责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行动,曾经成功阻止了基地组织的多起进攻(基地跟沙特的恩怨后面讲),2009年基地组织曾计划暗杀他,一名恐怖分子混进他的卫队引爆炸弹,纳伊夫比较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他老爸2012年去世后,纳伊夫接受了父亲内政大臣的工作,是当时高级职位里,最年轻的掌权者。

不过,小萨勒曼比他更年轻。

虽然是副王储,但人人都知道老萨勒曼的计划,小萨勒曼迟早会上位,在各个公开场合,两人一起出席活动时,小萨勒曼的风头一直盖过了纳伊夫。

2017年初,纳伊夫估计就预感自己要被废,心情十分苦闷,躲在阿尔及利亚的别墅里几个星期不见人,连认识十几年的中情局局长布伦南都不理。2017年斋月结束前,老萨勒曼命令纳伊夫到麦加去见他,纳伊夫被带到宫殿内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纳伊夫谈完后最终认命,放弃了王储和内政部长的职务。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从左至右:老萨勒曼、纳伊夫、小萨勒曼

2017年6月,纳伊夫被废,小萨勒曼正式被立为王储。

实际上,小萨勒曼一直在沙特行使国王的权力,他现在就是沙特真正的国王。

为了保证儿子能顺利上位,老萨勒曼跟阿卜杜拉系和其他政治势力做了一笔交易,第一他保证在小萨勒曼之后,其直系亲属都不可以担任沙特国王(但看小萨勒曼这身子骨,估计得五十年后的事了),第二他给予了其他势力更多政治权力,换取他们不要闹事。

当32岁的小萨勒曼实际掌管沙特后,他其实十分清楚,在外界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土豪国,其实也有一本自己难念的经。

沙特,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财务问题。

沙特迄今已连续六年出现财政赤字,预计2020年沙特财政收入8330亿里亚尔,比2019年的财政收入9170亿里亚尔不增反减 ,赤字也将从 2019年的1310亿里亚尔(约35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870亿里亚尔(约500亿美元)。

收入在逐年减少,而开支在逐年增多,沙特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沙特本土有2077万人,外劳1000多万,其中本土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41.3%,55岁以上人口仅占8.8%,三分之二的人口在35岁以下,绝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且是受过不错教育的年轻人,至少有126万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全国5%的文盲,也都是些老年人。沙特能维护住其奇特野蛮的部落制政体,能让35岁以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受新思潮冲击甘心被沙特家族统治,靠的是宗教团结和高福利制度。

野蛮和高福利,是沙特两个并行的特色。

在沙特,警察月收入中位数是3500美元(约2.45万人民币),普通公务员、文员大约2500-3000美元,商场销售、服务生大概1500美元,工程师、公立医院医生大概4000-6000美元,看起来还不错,但沙特实际还有1000多万外劳人口,专干苦活累活,这些外劳主要是来自印度(176万)、巴基斯坦(132万)、孟加拉(131万)、埃及(130万)、菲律宾(03万)、也门(46万)、印尼(38万)、苏丹(23万),平均薪水只有500-700美元。

注意,沙特的高工资主要只提供给本地人,确切地说,是本地受过教育的男性,他们女性工作参与率只有20%,沙特有时也会到中国来招聘医护人员,包吃住,实际到手也只有5000-6000人民币左右(这点钱去个锤子,不要被一些黑中介给骗了,在那边女性毫无人权可言)。

沙特给国民提供的高福利里,包含不用交个人所得税,教育医疗全免(全免是个超级大坑,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敢跳),穆斯林节日每个国民发3000人民币过节费,生孩子政府就发红包和奶粉钱,看护费都政府出,去国外治病的话,来回机票全报销,每年还撒着大把大把的钱送好学生去欧美留学(一般留学回来会在阿美石油上班)。

但不要先急着收拾行李准备移民,高兴得太早了哥们,沙特福利实际只照顾到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大部分人并没有进入福利圈。

就是这四分之一人口的高福利,沙特政府现在都吃不消了,2016年,沙特就将公务员的薪水和福利调低了20%。

沙特收入锐减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开始国际油价大跌(后面会详细讲这件事)。

大家要记住,1973年和2014年,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两条重要分界线, 无数国家被卷入到分界线当中,这两条线,都和油价有关。

沙特又是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平时按《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训行事,这就造成了这个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大量野蛮、愚昧、残忍的中世纪作风。

2015年,英国独立电视台悄悄潜入沙特,偷拍了一部纪录片《野蛮之国》,这些人一到利雅得,就在街头碰到蒙着黑袍的年轻女性当众敲窗乞讨,和传说中的土豪国格格不入,而得不到男性保护的女性乞丐随时有生命危险。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利雅得敲窗乞讨的年轻女性

在Chop-Chop广场,这里还会公开对犯人进行斩首,他们还亲眼见到宗教警察在街头随意用皮鞭鞭打女性,沙特甚至公开用刀在公共场合砍死一名违反教法的缅甸女性,这件事因为被人拍下视频,才被国际社会得知。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宗教警察当街随意鞭打女性

在沙特,只要批评政府和YSL教都是叛国行为,被示为恐怖分子,因为政府鼓励告密,结果人人自危,在网络上公开批评政府就会被处以鞭刑并被投入臭名昭著的布里曼监狱,批评过政府的教宗领袖尼米尔就于2016年1月当众斩首。

沙特王室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杀,1977年,一名沙特公主在巴黎留学时爱上了一名沙特驻黎巴嫩大使的儿子,但王室反对这门恋情,两人在回国后约会了几次,被社会风气紧张的沙特人举报通奸,王室要求公主否认通奸并不再和男子往来,公主对压抑的社会氛围颇不服,激愤下当众连说三遍“我犯了通奸罪”,结果被其亲爷爷叛处石刑,拉到大街上被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其恋人则被亲哥哥为了维护家族荣誉,用阿拉伯军刀在脖子连砍了五刀致死。

黑凤凰:小萨勒曼传(中)

被石刑砸死的公主(电影剧照)

要维护野蛮的教法统治,就必须拿出高福利哄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而高福利则意味着政府的高开支,在油价下跌时,没有钱的沙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其实沙特现在人均GDP才2.3万美元,还不如韩国的人均3.14万美元,高福利是很吃力的)。

眼见国家财政危急,身为沙特的实际掌控人,八零后年轻王储站立起身,时年仅32岁的黑凤凰,决定对这个国家进行改革。

于是震惊全球的反腐大戏和卡舒吉案,即将在世界舞台上演。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01

1918年11月6号,时任定海县知事的冯秉干在上海《申报》撰写了《救治时疫之布告》一文。

在这篇布告中,冯秉干针对当时的流感,提出用银翘散这味中药进行治疗:“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但很显然,他对这场大“瘟疫”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在这一年的5月份,上海出现了第一例传染病例,而此时的温州已经有上千人感染。6月份,广东的学校和邮政局也开始出现类似病人。不久,江西、湖南、云南、浙江、江苏、北京等地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疫情,并且发病快,死亡率高,呈现出早上发病,晚上即毙命的特征。

在《申报》对于绍兴疫情的描述中:“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在很多村庄中,甚至半个村的人口都被传染,死亡率高达10%,这足可见形势的严峻。

用当时《大公报》的话来说,这是“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

但此时的中国,也只不过是世界传染病浪潮中的一片雪花而已。

1918年的3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士兵们纷纷出现头痛、高烧、肌肉酸痛这些症候,当时的诊断只是小流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地也出现这种疫情。而这,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传染病随着枪炮纷纷散散到世界各地。

与流行性感冒不同,染上该病的患者主要集中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肺炎成为最严重的并发症。

在10月份,有20万美国人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正常减少了12年。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1918年大流感给美国人均寿命带来的影响

到了1920年,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开始整村死亡,而位于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死亡率高达25%。整个世界,无一幸免。

但最严重的,当属西班牙,大约4000万人丧命,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很难想到,这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各国已经没有兵力再继续作战。

回到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起一套专业的防疫体系,地方上各用各法,引用中药,喷洒石灰水,焚烧大黄成为主要的手段。此时的中国,面对大规模传染病基本无力应对。

两年之后,流感慢慢消失了,但直到今天,病株都没有被真正辨认。

无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欧美列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都难以应对汹涌的疫情。

02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仿照前苏联的“防疫站”模式迅速建立起传染病防控部门和流感实验室。

这些部门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流感防疫的空白。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个人卫生宣传也是防疫体系的重要部分

在1957年和1968年,当又一次爆发大规模流感时,政府已经有能力作出应对,并迅速建立起国家流感中心。

在这一阶段,伴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完成,共和国组织和资源调动能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建立起了初步的防疫体系,基本的流感防控能力已经具备。

可是,比起五六十年前,如今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不断被压缩的高流动性社会,有力的政府和工业化基础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快速变化的疫情。

2002年12月15日,在深圳一家酒楼打工的黄杏初觉得不舒服,身体发热畏寒,去医院打吊针之后也不见好转,只得转入老家河源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但不仅他没被治愈,身边的9位医护人员却先后有了这些病症。这在当地立刻引起了恐慌。

但在此时,广州市政府和省政府都选择了隐瞒,对外宣称的病例总数一直是不增不减。2月12日,中国足球队和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照常举行,现场观众超过5万人。

而随着春运的到来,潜隐的危险逐渐浮出水面。

2003年2月21日,已经染病的医生刘剑伦赴港参加亲属婚礼,在入住酒店之时将病传染给七名旅客。刘剑伦在两周之后不治去世。

3月6日,北京也接到了第一起输入性非典病例。也就在这个时候,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由于不清楚SARS的病情,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其中一位急诊科医生和护士不幸身亡。

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非典的可怕之处。

可是,4月3日,中国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的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只有3例,笑着说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最后还给北京打了个广告:欢迎大家来北京玩。

紧接着,国家旅游局也表示,中国各地的旅游安全和健康是完全有保证的,中国的旅游活动一切正常。更吊诡的是,广州市政府为了显示自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由时任市委书记林树森带领市内2万群众举行了春季健身万人长跑活动。

但纸怎么可能包得住火。

随着不断有整个楼层感染SARS等信息爆出,中央开始对非典高度重视,北京的疫情也有原先被瞒报的37例增加到339例,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非典”影响范围极广

随后,全国防治非典的大幕拉起。财政部拿出20亿用于非典防治,总理亲自坐镇,指挥防治工作。

而接替北京市长职务的,便是从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紧急调入北京的王岐山。

在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便立场坚决地说道:“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上任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达隔离令,对受到非典感染的人群进行隔离。

第三天,小汤山医院开工。

而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可容纳一千余人的小汤山医院便迅速落成,感染人员集中进驻隔离。

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共接收680名非典病人,其中672人康复出院,8人不幸去世,治愈率接近99%,而且138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

与此同时,在这个草木皆兵的时节,王岐山市长亲自走访批发市场、菜市场和医药大楼等地,深入第一线,安抚受到感染的病人,极大地稳定住了局势。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2003年6月,防治“非典”期间,王岐山在北海公园与北京市民共度周末

整个非典期间,王岐山成为出镜率最高的官员。

在一系列闪电举措下,到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两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这标志着,非典疫情被初步扑灭。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在短短半年间,就瘦了20斤。

整个非典期间,中国患病总人数达8069人,死亡774人。但国家集中力量的迅速举措,不仅快速荡清非典遗毒,更使得国际社会眼前一亮。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参与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

非典过后,全国都松了一口气。

经此一役,人们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流动和复杂的“风险社会”(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的论断),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也需要一套极为专业化的风险应对体系。

而这套体系的第一步,不在于遮掩风险,而在于将可能存在的风险向公众和盘托出。

但由于官僚体系在地方绩效主义这一趋向上的先天缺陷,其最难迈出的一步也便是向上级和公众坦白辖区内的风险和问题,这也正是非典肆行的根源之一。

03

谁也没想到,下一场疫情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甚至于,又为“坦白”的缺失作下了惨痛的注脚。

2019年的12月8日,武汉出现了第一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12月30日,一份盖章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华南海鲜市场此时已经被确定为传染源地之一。

在中间的22天里,面对不断增长的不明肺炎人数,武汉市政府并没有什么作为,甚至在明确华南海鲜市场这一传染源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关闭清理。

次日,卫健委通报声称这种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听到这个消息,自古性情豪放的武汉人民心中更是有了底气。

武汉一派自在祥和,但此时的香港已经高度紧张。

就在同一天,香港食品与卫生局表示,各出入境口岸将加强健康监察措施,将怀疑案例转移到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1月4日,在尚无确诊病例的情况下,香港立即将应变等级从“戒备”升为“严重”,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而此时并不知情的武汉人民还在马路牙子上唠着嗑,滋溜着热干面。

直到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发布通报,初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而从11日到16日,这个数字一直没变。也就是说,在一周的时间里,整个武汉市没有一位病人被传染。

而这一周,也是湖北省两会胜利召开的日子。

17日,新增确诊肺炎患者4例,才算是重新“开张”。

而在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了万家宴,共4万多个家庭公共聚餐,浩浩荡荡,红红火火。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

而从19日开始,武汉市公布的新型肺炎病例呈现陡梯型上升,当天累计报告达198例,逐渐到291例、444例、571例。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够人传人,直接打脸武汉市。此时的疫情,才真正进入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之中。

而就在21日,湖北省新春团拜会如期举行,省市主要领导列席参加。

根据省内新闻报道,整台演出节目编排新颖,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湖北省民族歌舞团4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多个节目的演出,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

彼时,春运也如期而来。作为一座拥有3000多万名流动人口的九省通衢,有网友研究过如何在归家路上避开武汉,最后发现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完全避开几乎是不可能的,病毒就这样随着春运四处漂流。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武汉作为交通枢纽也意味着病毒容易扩散

在1月20日,伴随着中央对疫情的重新部署,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防控也进入到新车道。

1月23日,武汉市和周边的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黄冈市、荆门市等相续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严防疫情传播。

武汉“封城”意味着一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斗已经打响。

同一天,武汉版小汤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正式开建,上百台机械同时作业,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容纳1000张病床的医院将在6天内建成。

接下来,雷神山医院以及黄冈大别山医疗中心陆续开建。

从区域隔离到病患隔离,武汉的疫情在此时才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04

从武汉的整个应对过程来看,1月20日是个节点。

在此之前,武汉甚至整个湖北对于疫情的应对都是不合格的,瞒报、缓报、谎报,不乏当年SARS开始时地方政府的影子。

1月20日之后,整个湖北才真正进入疫情防控的正确节奏。

在封城以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这些重要举措下,疫情得到迅速控制,避免了几何数级蔓延的趋势。

而且比起2003年,信息和数据时代的舆情更为复杂,被隐藏起的一条小小信息,所掀起的巨浪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但前期滞后的那一步,仍然使得疫情未能得到第一时间的有效控制,直接使疫情进入到一个新的轨道,所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

晚一步,差千里。

那么,武汉为什么没从如此惨重的非典教训中汲取经验?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清代妖术追查案的分析中发现一个重要机制: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总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管辖区域内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失职的过失。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官僚制的体系下,其政治生涯与“权力”和“声望”始终挂钩在一起。

从其逻辑出发,如果按照规定层层上报,虽然可以减轻失职的责任,但其必然会受到来自上一层级的压力,自主处置的权力必然会受到压缩,悠游处理会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同时,当一旦被放置在聚光灯之下,主政官员将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全方位“解剖”。此时,无功就是无能,无过就是有错。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瞒报”有着内在的逻辑

在这一绩效主义的影响下,地方官员对对于事关一票否决的公共安全事件,地方政府是慎之又慎,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能捂住便不放开,能私下处理就不公开上报。

这一心态,致使地方政府在疫情的应对上总是有所保留,总是存在着内部解决的侥幸心理,疫情不上报,人们难知晓。

同时,就在十月份,武汉举办了第七届军运会,总投资达到1400亿元,加上之前为之预备的各种大规模城建,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这也是武汉在前期不愿大动干戈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就武汉市的应对来说,既不愿通过上报和公开获得各方的支持,也没有能力自己解决,结果就只能是滞后一步,给了疫情蔓延的空间。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体制问题,但不同的一方主政者所体现的效果却也是千差万别。

看看与湖北接壤的河南,就能够发现两省领导层的应对差距不是一般大。

早在十二月底,河南便开始了行动,从郑州发往武汉的班车正式停运,自愿退票的市民可以免收手续费。

在河南疫情发现的第一时间,省长尹弘便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明确绝不能瞒报、缓报和漏报,必须确保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在具体措施上,河南非常具有针对性地使用了大数据信息系统,通过组织基层卫生部门进行排查,以此实现贯彻基层的日报告制度。

同时,在发现第一列新型肺炎确诊案例的当即,河南便毫不拖泥带水地全面排查外来人口,高速路口进行体温检查,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定时消毒,娱乐场所全部关闭,电视直播、公众号、短信,甚至教育局对家长的通知,使用一切渠道让人们对疫情提高警惕。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河南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信息和数据时代防控疫情的典范。这也难怪湖北人民嚷嚷着要借隔壁省长用两天了。

再看看别的省市,山东省率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实行特殊医保支持政策,以此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确保定点救治医院不因医保总额控制管理规定影响患者救治。

浙江省最早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全面实行各类交通道口卫生检疫,取消大型公共活动。而那个时候的湖北还是二级响应。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地方主政官员的水平实在是太重要。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网友作品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在1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明确指出:“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需要政府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充分,刻意迟报瞒报必将付出严重代价”。

人民网也罕见发文批评,其所提所指不言自明。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出于个人政绩和权力依恋而不顾大局,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而被人欺。

这场与新型肺炎的战争就像是一场考试,谁在实干,谁在裸泳一目了然。

不过,既然是考试,总得让人把这张卷子答完,不能因为前面答得稀烂就把考生扔出去。

卷子做到关键时刻,湖北省的考生总是比别人更了解情况,重要的是先把卷子做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从海南进京赶考的王岐山,人家可是地道的北京人。

再者说,监考官也得照顾所有考生的情绪,这么紧张的时刻,士气很重要!

不过,等到收卷评分之后,给糖还是大棒,从《人民日报》的态度上已有分断。

非常痛心、非常愧疚、非常自责也没用了。

05

大年初一,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地方上开始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带着口罩视察武汉,意味着举国最重要工作的疫情防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会议“各地要减少春节期间大型公众活动,尽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这一条意见为例,不到24小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人员流动方面的防控全面拉开。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图:东莞城市号召人们尽量减少外出

尤其对于农村而言,在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里,拜年是必备活动。为了减少人员流动,从基层乡镇干部到村干部,不仅连续在大喇叭广播,而且直接拉着横幅到村口劝退。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周前村前建的“劝返岗”

在疫情感染信息获取上,微信直接开通了疫情上报功能,个人就可以直接上传信息。

无论是人员配备、舆论引导,还是信息处理,全国已经拧成了一根线。

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在帮着裸泳者穿上新衣。

正如“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武汉医护人员,正如84岁高龄依然奔赴第一线的院士钟南山,正如正在奔赴武汉进行支援的逆行者,正如武汉市内自发组织起来接送医生的自愿者,正如从世界各地飞向武汉的物资和口罩,正如那些自愿留守武汉,一起抱团加油的所有人。

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英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激的人!


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1832年,德国诗人海涅这样描述巴黎的霍乱:“3月29日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当天晚上多个舞厅中挤满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在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脚一软倒下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地服装”。

很庆幸,我们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且根据世卫组织的认定,在中国现阶段的防控处理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虽然,政治学上的原因,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难免会因些许地方官的个人取舍而产生滞后,但其一旦正式开启,就是雷霆万钧之势,必能将疫病诛杀于膨胀之中。

毕竟,少数零件的锈蚀,并不能改变国家机器本身的有效性。

而且,无论是国家机器的学习能力,还是“责任到人头”的动员制度,还是如此多心怀仁爱的“为众人抱薪者”,我们有十足的信心相信,无论多严重的疫情,都必定会被及时控制和解决!

裸泳者终将被潮水淘汰而去,英雄必将被永远铭记。

最近,很多自媒体甚至一些有公信力的媒体都在散播谣言,这些高考数学可能都不及格的传媒人,在通过武汉各大医院的床铺紧张,以及物资紧张,反推出武汉的实际患病人数远大于公开报道。

这类的谣言乍一看,的确很有道理,也让很多百姓相信政府在瞒报数据,实际的患病人数远大于公布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每到冬天,同样也是感冒等高发季节。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局数据,2019年1-8月中国流行性感冒发病数为205万例。

把全国的205万平摊到武汉这种千万人口规模的大型城市,可以估算出,武汉今年早春正常去医院看病的流感群体就有上万人。

而根据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给出的发病率数据,算上那些感冒了选择在家里吃药的群体,武汉一个城市早春感冒的群体,再怎么保守的估计,也是十万级。

每传播一次谣言,就会让病毒更加肆虐一分

好了,谣言一起,恐慌就来了。

每传播一次谣言,就会让病毒更加肆虐一分

就像银行出现挤兑,股市出现股灾,P2P出现暴雷,陷入群体性的惶恐之下,大家只要感觉自己体温有点上升,就会急急忙忙去医院。

虽然武汉这种省会城市有十多家的三甲医院,可依然所有的医院都在爆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数百人同时涌入一个发热门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连量体温、抽血到拍CT,每个环节都要排上百人。

这么多人,很多都被谣言吓得半死,排队的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焦虑和冲突就不说了,最可怕的,有的人本就是普通感冒发个热,结果保护措施不得,反而可能在数百人拥挤的排队过程中不慎被感染了。

所以,想一想为什么原本物资充沛的医院突然会出现物资紧张,为什么武汉各大医院都在向全国求援?

因为不仅医护人员需要防护,那些每天在发热门诊排队的患者们更是真正的消耗物资的大户。

毕竟,当大家一打开微信,看到群里面发布的都是恐慌,没病也想走两步去医院看看。

而几天内数以万计的人涌向十几个医院的发热门诊,必然会导致有的医院大夫们只能吃泡面以节约时间,甚至年轻的医护人员崩溃哭了也是常态。

每传播一次谣言,就会让病毒更加肆虐一分

手机和电脑负荷过大了尚且会崩溃,短时间内大量的被流言搞得恐慌了的市民疯狂涌入医院,别说医护人员了,整个武汉的医疗体系都在崩溃的边缘。

谣言导致了恐慌,恐慌导致了医患供求不平衡。

在这种不平衡之下,大夫身心疲惫,身处病毒环境之下,他们反而是最容易患病的群体,而他们的倒下只会进一步压缩武汉的医疗供给能力。

同样,不平衡导致了需要在门诊排队数个小时的市民,在恐慌之下则会想尽办法逃离武汉去其他城市问诊,导致病毒可能的外泄。

中央和各省花了那么大的成本控制武汉的进出,就是希望能够在接下来通过饱和式的打击,在武汉将病毒围剿。

目前,中央军的先部队已经抵达武汉了,各地的援军也在纷纷抵达,决定能否控制病毒范围的大决战,就在这几天。

希望大家能够管好自己的手,不要转发那些谣言,不要去做雪崩时的那朵雪花,有余力的,看到朋友圈和群里有发布谣言,想办法去说服和阻止。

因为我们每一次用手指轻点转发的谣言,都可能会让那些除夕夜仍跟病毒奋战在一线的战士们付出鲜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兽爷丨一个武汉疑似病人的五天

两日内,武汉对新冠肺炎的斗争连续升级,终于成为一场全民战役。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资源被调集起来,支援武汉。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此刻,在风暴眼的中心,医疗资源的匮乏,还是让不少疑似病人求助无门。

一位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的儿子申先生告诉兽爷,他63岁的父亲其实已经得到医生的口头确诊。只不过因为试剂盒匮乏,老人始终没有接受核酸检测,没能成为真正的确诊病例。

从1月19日至今,他带着父亲先后辗转了三家医院,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到武汉第七医院,再到九医院,医院的病床都告急了,身体虚弱的老人家依然没能住院治疗。

今天早晨,父亲病情恶化,他们再次到第七医院,终于听到了好消息,医生说有试剂盒了,也有床位了。

这个普通的武汉家庭,经历了从平静、恐慌到绝望的五天。到了24日早晨,大年三十这一天,他们办理了住院手续,心态渐渐平缓起来。

以下为1月23日晚上的对话实录,应家属要求匿名

兽楼处:老人家的症状是怎样的?检查结果如何?

申先生: 父亲是在武汉做餐饮业的,1月上旬身体出现不适,1月12日去社区医院打了点滴,稍有好转。到了1月19日,身体终于扛不住了,去了中南医院。当时症状是低烧、咳嗽,浑身无力,勉强吃东西,但都吐了。

在中南医院,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感染,于是又做了CT检查,CT就更清楚了,医生说有病毒性肺炎,但医生说他们没法做新型病毒检测。中南医院的医生说核酸检测的试剂头天才到武汉,要卫健委审批才能拿到。

但那个首诊的年轻医生直接跟我说,就是这个病(新冠肺炎),不是感冒也不是普通的肺炎。我们心里也知道,大概率就是这个病了。

兽楼处:当时医生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申 先生:*发热门诊对待这些疑似病例的流程是,先吃奥司他韦三天,吃三天药,如果吃药没效果,就打针两天,打拜复乐,如果这也没效果,就再看了。我们老头子吃药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去复诊,我们要去检测医生就直接说别检测了,检测对你们也没帮助。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然后开始打针。中南医院打针之前问有没有基础性疾病。

因为听说这个病的死亡案例,很多都是老人有其他病,导致并发症死了。我想他们也知道我家老爷子就是这个病,了解下个人基础病况。

兽楼处:后来怎么去了第七医院?

*申 先生:*1月22日开始打针,今天(1月23日)早上再去,中南医院现在不收发热病人了。他们要我们转到定点医院七医院了。

七医院也是把其他病人赶到其他医院。定点医院是人挤人,跟北京地铁一样。大部分是轻微病人或者疑似病人。

七医院医生非常负责。我们比较幸运,七医院的医生是中南医院首诊的医生转过来这里坐诊的,就是他判断老爷子得的是冠状病毒肺炎。

兽楼处:在七院看到什么?

*申 先生:*七医院重症患者很多,大家都排队看发热门诊医生。在重症病房里,我直接看到了电视里才能看到的电击镜头。那个人被电击的身体一直在跳动,但人一直没反应。

我还亲眼看到一个人在发热门诊那排队,马上到他了,轰然一声闷响倒下了,鼻子里全是血,可能是身体太虚弱了。

五六个护士围过来,给他喝了点应急的药,然后马上去忙其他事了,因为他们的急事太多了。

医院的人手太少了,也有一些医务工作者感染了。

兽楼处:那怎么又从七院离开了?

*申 先生:*上午七医院打完针,他们让我们转到九医院。说九医院病床多,有希望住院。九医院有498个床位。

九医院把之前的病人都赶到武钢集团的医院,也成为了定点医院。九医院给我们看病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医生,才二十多岁,他开了点药就让我们走了。

现在的医生都是很年轻的,也很不容易。现在医生数量远远不够,几百个病人在那里,也就三四个医生。

一个医生排队就有几十号人。医生说今天晚上六点可以住院,结果到现在也没结果。九医院4楼是发热门诊,基本都是饱和状态,200人等着看医生。

一楼大厅有100人。说医生装备不够,医疗资源有限。我现在想着就住院。被医院赶回去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国家没有研发出特效药。我不知道深圳说治愈的,是怎么做到的。这两天还是有点慌,看新闻说死亡的17例,全部是湖北病例。

兽楼处:辗转三个医院到现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申 先生:*我觉得医院最大风险是没法正确区分病人的严重性和病型,很容易交叉感染。

现在病情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了你们看过的报道。现在已知的400多病例是做了核酸检测,我不清楚有多少人做了这个检测,我就没做。

据说送往疾控中心的标本太多了,试剂不够用了。今天晚上说有一批新的试剂到。但我们还是没做。医生的时间有限,看不到病人真实状况,病人有些不能说话,必须家属陪着。

新增病例取决于检测手段,以及愿不愿意公布。

兽楼处:现在您和家人是什么状态?

*申 先生:*我在医院就是戴口罩,但没有护目镜。现在状态还好。说实话,我有想过去其他城市看病的念头,估计其他病人也有过这个念头。

但现在武汉封城了。老爷子现在症状很虚弱,说话不回话。之前身体很硬朗,很强壮,走路有风,现在动都动不了。

毫无疑问,这还是一场人祸。

国家卫健委专家高福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病毒不光在感染的人体内看到了,在华南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里,也分离到了病毒。

莎翁说过,残暴的欢愉,终有残暴的结局。没想到纪录片《非典十年祭》里一句预言真的变成现实: 以后变异病毒一定还会出现。

其实不是我们战胜了非典,而是非典放过了我们。那个纪录片里,还有句台词:

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不过这个节骨眼,指责并没有意义。彻底消灭病毒,是当务之急。

武汉现阶段最需要,还医疗资源的帮助。现有的医疗人员和设备,显然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医务人员真的很不容易。

这位63岁的老人代表了很多患者,他们无法被真正确诊,无法入院。因为医疗资源不够,他们要排很长的队,才能看到病、得到临床治疗。

根据官方数据,从床位开始短缺的1月10日到21日,武汉动员了2000张床位用于集中收治,其中专门收治病毒感染者的三家定点医院分得800张,而后武汉市又组织了3400张床位,用于发热病人的收治。

最新的消息是,武汉一共有4300张床位,用于收治疑似病例和患者。但这似乎是杯水车薪。

除了床位之外,确诊也是一个难题。 有些医院试剂盒不够用,有些医院没有检验的条件。

根据当前的分诊原则,患者需要首先排除细菌感染,其次还要排除甲感和乙感,并且出现肺部感染的情况,才能被认为是高度疑似的患者,进行隔离和检测。

央视也报道,一个武汉一线医生发来信息说,现在发热病人数量太多,无法得到及时收治;收治的病人也无法进行及时的病原检测,导致检查感染存在;医生下班正常回家,医务人员被外界感染的渠道并没有被切断。

更现实的情况是,许多病人连发热都不会出现,只有通过核酸检测才能确诊。

这些不能被确诊,又没有明显症状的病人,有可能成为一个个移动的潜在传染源。

医生的不易和医疗资源的紧张,这些家属都看在眼里。他们能做的实在有限。

作为一个身在外地帮不上什么忙的外行,衷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救治,希望疫情早日扭转,医护人员也能快点回家休息、团聚。

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

还是要说句,春节快乐。

今天一早,在武汉的病毒乌云之下,一则欢快的消息横空出世,电影《囧妈》出品方宣布,大年初一开始,可以在头条系任意APP中免费观看《囧妈》全片。

一场免费的狂欢,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当大家都在为徐峥的免费喝彩时,政事堂脑海中突然浮现一句话,一个新的时代来了。

就在几天前,腾讯等巨头还在调集人马调整架构,准备全力切入短视频这个红海,可今天新闻一出,一个想象力无比广阔的蓝海市场出现了。

这意味着,随着当年贾跃亭开启电视剧的互联网化之后,未来中国的电影产业也将迅速互联网化。未来,中国将诞生一个领先于全球的互联网电影市场。

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颠覆,却起源于武汉的那一场流行病毒。

其实,就像我们每一次流感之后,身体内都会产生大量的抗体,抵抗力增强后,我们就不会再被此类的病毒所感染。

同样,放大到整个中国,每一次的灾难,也都会激发我们民族的抗体,让民众清醒的认识到我们需要改革才能应对危机,

1998年的大洪水,全国军民万众一心的抗灾,使得当年的国企改革得以顺利实施,大量毫无效率的地方国企被一大批具有超强竞争力的央企和民企所取代,中国企业从此在财富500强的排行榜上越来越多。

2003年的SARS,又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这一年迅速崛起,由于大家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了,马云搞出了淘宝,马化腾的QQ开始逆袭,刘强东也从组装电脑变成了搞京东商城。

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灾区,以灾区重建的四万亿被迅速通过,不仅使得中国率先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出,高铁网络的迅速铺设使得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市场,电商迅速崛起,同样,3G网络不惜血本的全面铺建,也让中国掀起了移动互联网的浪潮。

2015年的A股股灾,随后,我们开启了反思,股市割韭菜的大鳄们很多纷纷被赶走,P2P为代表的掏空老百姓血汗钱的伪互联网金融迅速被终止,一大批真正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迅速崛起,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科创板得以通过双轨制开创。

而回顾此次2020年的武汉病毒,所引发的抗体反应,不仅让我们认识到立法保护医生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也将电影这个传统娱乐领域最后一块堡垒攻破了。

过去,庞大的传统电影利益集团的束缚之下,全球的电影都只能在线下播放之后,之后再放到线上上映。当年贾跃亭一度通过股份预期绑定,拉着张艺谋等一批体系外的人重塑互联网电影,可后来倒在了资金链的断裂。

而今年春节,由于病毒的影响,大量出品方面临几个亿的投入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必然会开始打破行业的潜规则。

不出意外,无论是阿里的优酷,百度的爱奇艺还是腾讯,还是快手、B站等机构,只要现在手头有钱,应该都在加班加点联系其他春节档的其他电影。

就像历次的改革那样,只要这个口子打开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出品方跟互联网巨头们从签署保底协议到联合拍摄,重走一遍当年贾跃亭在电视剧领域趟过的路,开辟中国互联网电影领域的探索。

虽然对于前些年全国到处铺设的院线来说,春节档这个最赚钱 的档期就这么没了,整个行业将面临一次惨痛的血洗,但是对于中国的电影行业来说,却是一次危机倒逼的供给侧改革。

这意味着几年之后,不仅春节档和国庆档,所有的全国性假期都会变成互联网电影的狂欢,互联网庞大的广告利润以及造星能力,将会使得市场出现井喷式的发展。

届时,中国的文化和影响力,也将通过互联网影视的方式,向海外走出去,用互联网电影这个工具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大家不用怀疑。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的成功,大都是建立在危机之后诞生的庞大市场,就会像1998年后的万达和格力,2003年后的淘宝和QQ,2008年后的华为微信和天猫京东,2015年后的蚂蚁金服和微信支付。

每一轮的危机之后,中国大地上不仅仅是诞生几个首富,我们在打破了传统利益集团的壁垒,大规模的基建铺设之后,几家超级企业的迅速崛,将会带动中国一个行业实现弯道超车。

所以,只要我们认真应对,没必要因为病毒而引发恐慌,这些苦难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改革的契机。

就像哲学家尼采说的,那些干不掉我的,都将使我更加强大。

最后,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政事堂和政妹儿祝福读者朋友们心想事成,五福临门,阖家安康,福享新春。特此奉上10000个红包,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你们的陪伴,就是我大年三十仍然码字的动力。

今天,随着武汉的“封城”,春节档电影的集体“下线”,再加上SARS著名流感研究专家管轶发布了一系列骇人惊闻言论,一时之间谣言四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造谣的行列,我大A股也跟着来了一波恐慌式的下跌。

武汉封城背后的中国饱和式防御

由于上次SARS的时候都没有“封城”,这次直接将九省通衢的武汉“封了”,的确容易引发一些人的想象。

不过,在政事堂看来,这反而意味着在政府大力度的动作之下,这次病毒的控制,很可能会比目前预期好不少。

记得去年春节档创下记录的电影《流浪星球》里面有一个词比较火,叫做“饱和式救援”。

武汉封城背后的中国饱和式防御

主人公团队奉命救援杭州发动机的时候,除了他们之外,我们一共派出了15只精英小队,一路遭遇到了巨大的牺牲。

虽然主人公团队失败了,但是杭州的发动机最终还是被其他团队给启动了,也就是说,主人公小队一路上中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

的确,流浪地球里面中国饱和式的救援,毋庸置疑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也非常的冷酷,譬如主人公小队在经过上海的时候,收到其他小队的救援信号,但还是放弃救援而继续前进。

不要以为这很残酷,现实中我们也是习惯了不计成本的饱和式救援。

记得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三天之内动员了来自五个军区、涉及20多个兵种的十余万部队投入到救援当中。

当时,汶川已经完全跟外界失去联系,城市沦为一座孤岛,我们也是地面上各路部队分头挺进,天空中解放军各兵种、民航、海事等各机构的直升机四面汇聚。

最后,愣是靠上百家直升机在打通了一条空中生命通道,承担起了物资运输和人员的转移工作。

而且,为了第一时间与灾区建立联系,我空降部队15名敢死队员携带专业设备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指挥、无地面标识的情况下,实施了首次5000米高度。

在跳之前,15勇士连遗嘱都事先写好了。

武汉封城背后的中国饱和式防御

此外,全国的消防系统、医疗系统、铁路系统、通讯系统等相关机构全部第一时间进入到战备时间,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参与到救灾,这使得中国政府为汶川灾民动员的规模远远大于汶川的灾民数量。

因此,08年汶川救援背后的成功,也是一次不计成本的饱和式救援,和98年我们举全国之力抗击洪水的逻辑是一致的。

不要奇怪,用饱和式的救援来解决问题,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的一贯方式,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面的。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无论是面对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时常泛滥的黄河这些灾难,我们大一统的中央政府都会选择饱和式的救援来应对。

这背后,是历史无数次的告诉了我们,我们的优势在于庞大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力,只要我们不被灾难迅速击倒,那么很快我们就能凭借国力反推。

所以,面对黄河,我们筑堤坝,面对游牧民族,我们驻长城,我们不计成本搞出来隔离的防御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危机短时间内的爆发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导致我们庞大的国家出现应对不及时。

因此,我们的中央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的过程中,往往会用力过猛,付出较多的代价,但是,这种付出使得我们很难遭遇到像还在烧着的澳洲大火那样不可逆转的灾难。

而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为何最终只剩下了中国。

所以,面对病毒,就像当年教员教育我们的,战略上藐视对手,不用担心其广泛影响经济,但战术上要重视对手,大家一起配合政府将病毒隔离开。

我们的经济体量已经是03年的7倍有余,各方面的力量已经远比当年强大,因此病毒带来的影响也会远低于2003年。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看到今天新闻,武汉十余名医生也被感染冠状病毒,令我非常的痛心,因此今天思考后,写一篇文章,探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医闹。希望能为中国的医疗行业尽一份心。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对于危机中政府的货币政策,“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突然就火了,这个概念简单说,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满足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

而随着近期连续的医生谋害事件暴露出的医患问题,很多人也发现,目前全球的医疗行业也出现了一个“不可能三角”,高效的应对、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三者也是不可兼得。

对此,美国选择了优质的服务和高效的应对,结果是很多贫困家庭得个病就要面临破产,甚至有救护车上醒过来,害怕付不起的账单挣扎着要下车的案例。

欧盟等发达国家则普遍选择了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可结果就是生病需要排队等,很多人轮到的时候,要么病情加重了,要么就已经自愈了。

至于中国,则选择了高效的应对和低廉的价格,医保能报销大部分的费用,除了北京的几个热门医院外,看病基本也不用预约,可结果就是服务渣到家,一个大夫两三分钟搞定一个病人,还逼着病人家属跑东跑西。

虽然全球主要国家的每一种医疗体系都有被吐槽的地方,但本质都是在选择符合自身的机制,全球的富人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自然就会忽略价格;其他发达国家普遍是中产阶级占据主导,自然会追求公平,预算不够就大家就一起排队。

至于中国,虽然我们的GDP总量很高,但人均仍是发展中国家水平,大量的待富裕人口决定了我们必须压低价格并能及时应对,因此就只能选择牺牲服务质量,往往一个大夫一天要应对上百名患者,医院的病床上更是人满为患,这种高强度之下,很多冲突也无法避免。

没办法,医疗不可能三角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税收财力有限,而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无限,需求满足不了就必然爆发矛盾。

如何医改方能解决医闹?

而且,这个博弈并不分国界,哪怕经济实力强如美国,民主党和特朗普还为了奥巴马医改撕来扯去,英国的约翰逊和科尔宾也在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撕破脸皮。

所以呢,想要解决医闹的根本,在于推动改革来缓解医患矛盾,而改革这事儿还真不是光加大投入就能解决的,毕竟,我们20年之内人均GDP怕是还没机会赶英超美。

那改革应该怎么推进呢?

从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角度来看,任何改革的成功,必然是增量改革,历史上所有针对存量的改革都无疑失败了。

因此中国的医改,如果就盯着民怨沸腾的公费医疗和医药代表体系动刀,后果就是把一群既得利益集团的山头拧在了一起,形成改革巨大的阻力。

就像历史上每次改革,保守势力都会鼓动刁民闹事儿,利益集团不仅熟悉机制更掌握着权力,随便用点手段就能把改革给废掉。

因此,想要推动改革,就必然要做增量,只有增量才能把利益集团们分化瓦解。

而很遗憾,目前的形势如果继续下去,不仅增量看不到,存量还会越来越少。

连续的医生遇害必然会导致未来医生的供给侧会加速出现缺口,而人民群众对于医疗的需求却在激增,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必然会寻求美国路线,推动优质服务的私立医疗,进一步压缩医疗供应。

而中国由于医药领域被西方远远的甩在了身后,重要的药品和器械大多依赖于外国进口,很多药品几毛钱的降价就足以令我们欢喜雀跃了,根本不可能大幅降低我们的成本。

因此,政事堂认为,未来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卫健委和工信部一起来推动医疗的互联网化。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对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改造,降低患者的等待时间,大数据和历史病历能大幅提升医生的诊疗效率。

这样,这不仅能做出增量,还让目过剩的互联网人才和技术来填补医生流失的空缺,反正大家都是996,相信也能适应。

另一方面,互联网化之后,医药处方将会高度统一,届时,卫健委将握有全球最大的医药采购,全球那么多药厂,谁想要拿中国市场的利润,那么就要按照市场的竞争,拿出最低的价格。

这样,不仅医院的效率提升了,医药的价格也下降了,我们改革的增量就出来了,也就有改革的空间。

而最重要的,互联网化之后,任何医闹的患者和家属,都会被列入全国公立医院联网的黑名单。

你们就闹吧,到时候,只有莆田医院欢迎你~

如何医改方能解决医闹?

陆 最初的大佬

1886年,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到日本长崎进行访问。由于在不正规娱乐场所排队时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清国水兵与日本警民发生冲突,双方均有死伤。代表日本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是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兼翻译局局长——鸠山和夫。

北方四岛传:下

鸠山和夫

经过鸠山局长的不懈努力,日本向清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清政府高度评价了鸠山局长为日清友好所做出的的杰出贡献,特授予他二等龙宝勋章。按照一般的剧本,鸠山局长不被民族主义者用臭鸡蛋砸死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可他居然步步高升,当上了日本众议院议长(和首相平级),早稻田大学校长。看着很诡异是吧?别急,往下瞧。

1905年,受日俄战争的影响,到日本留学的清国学生暴增到8000人。其中有762人来到了鸠山和夫校长领导下的早稻田大学,规模之大在日本各大学中高居榜首。1907年,鸠山和夫为长子鸠山一郎迎娶了黑道大佬寺田荣的女儿。当时日本黑道的主要工作就是培养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早稻田大学逐渐变成了培养革命者的摇篮,有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受到过革命的熏陶,比如宋教仁,比如廖仲恺,比如澎湃。还有那个那个。

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鸠山和夫去世,其子鸠山一郎进入政界。九一八事变那年,鸠山一郎进入内阁出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长)。要说鸠山一郎的背景也真是硬。就算日军在张学良的保险柜里发现了鸠山一郎受贿的证据,也没能把他怎么样。七七事变那年,鸠山一郎当上了政友会代理总裁。

政友会是日本第一代首相伊藤博文创立的政党,在政友会总裁的位置上走出过多位首相。54岁的政友会代理总裁鸠山一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可是这时日本的政党政治已经名存实亡。不久,政友会被迫解散。但鸠山一郎仗着自己人脉广,到处串联阻止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北方四岛传:下

鸠山一郎

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年,鸠山一郎辞职赋闲。其实鸠山一郎并不反对侵略,他只是单纯地看东条英机不顺眼。可谁让东条英机替天皇背锅成了头号战犯。一切与东条作对的行为在战后就都成了政治资本。比方说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当年大把地向东条英机行贿,只因为后来和东条闹翻了就被从轻发落,一个甲级战犯只蹲了三年大牢就被放了出来。

赋闲在家的鸠山一郎有的是工夫找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闲聊天儿。能和他志同道合却还没被整死的当然都是有点儿来头儿的人。比方说前外务省次官,驻英大使——吉田茂。

吉田茂的亲爹是民权运动家,养父是大富豪,岳父是大久保利通的儿子,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全权代表——牧野伸显伯爵。论拼爹,鸠山一郎都拼不过他。可就是这么一个五星级二代,熬到六十岁都没混进内阁。这在有着严重封建残余的日本是很不正常的。吉田茂之所以升不上去,第一是因为他属于亲英美派,和当权派政见不合。第二是因为他这个人从来不巴结领导,管你是大臣还是首相,老子就这样,爱咋咋地。

1938年,60岁的吉田茂以反对军部的罪名被免职。当时的日本是个什么气氛?连推理小说都因为属于英美文化遭到封禁。吉田茂可倒好,不该说的话天天嚷嚷着说,掉脑袋的事儿想干就干,又是托关系走后门给被软禁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送吃送喝,又是联络人手图谋刺杀东条英机。如此胆大包天的行径,竟然只是被关了几十天,认个错就给放了出来。

北方四岛传:下

吉田茂

我看过的抗日片儿里都是讲日本鬼子如何凶残,如何好色,但从来没见哪个片子里讲日本鬼子如何腐败,如何势利眼,见人下菜碟儿。以至于我一直以为这帮人都是些硬汉。直到我看了吉田茂的经历才发现——呸,一群势利眼!

日本投降后,鸠山组建的自由党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然而,就在鸠山准备组阁,登上首相宝座的时候,驻日盟军司令部发出整肃令,鸠山一郎因为写过一本给墨索里尼点赞的书被开除了公职。

虽然和首相的位置擦肩而过,但握有国会第一大党的鸠山可以推荐一个人出来当自由党总裁和首相。正常的套路都是选一个听话的人出来当傀儡。但鸠山却选择了精明强干又桀骜不驯的吉田茂,并且连讨价还价的过程都没有就答应了吉田茂提出的三个条件:

1.内阁名单由吉田说了算,请鸠山不要干涉。

2.政治资金由鸠山负责。

3.如果吉田不想干了,随时可以不干。

至于吉田茂需要承担的义务,在他的回忆录里只字未提。《鸠山一郎回忆录》里写的是吉田茂承诺一旦鸠山一郎恢复公职,立刻将自由党总裁的位置奉还。

1946年,吉田茂不费吹灰之力,连经费都不用操心就都登上了首相宝座,可是好景不长,1947年日本新宪法生效。在按照新的选举法重新大选之后,自由党降为第二大党,吉田茂下台。如果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吉田与鸠山友谊的小船就能一直飘到最后,两位老人一起打打门球,钓钓鱼,一起唠叨一下老子当年如何如何……

然而解放战争改变了吉田茂的命运。原本美国主导的驻日盟军司令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上。出于制衡的考虑,对日本的革新势力,比如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都比较容忍。至于在亚洲防备苏联什么的,美国寄希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军亚洲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

可是蒋中正不争气啊,1948年,眼看着蒋中正兵败如山倒,美国大幅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开始扶持保守势力。70岁的吉田茂梅开二度,又一次当上了日本首相。

驻日盟军司令部的整肃令让鸠山一郎等一大批老牌政治家给新人腾出了位置。虽然吉田茂的个性很讨人嫌,但他有的是机会施恩于人,几届首相干下来,他先后任命了79个人成为内阁大臣。

原本按照吉田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日本人要想提高生活水平还指不定要等到猴年马月。生活水平的低下引发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吉田茂只能仰仗美军和黑道进行镇压,这种搞法是不可能长久的。

就在这时吉田茂收到了来自金日成的大礼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日本下了巨额订单,积压多年的产品被抢购一空,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再加上当时的美国手头实在宽裕得不行,又有意扶持日本经济,简直是见什么买什么,要一块给两块,而且全都给现钱儿,概不拖欠。经济的复苏大大提高了吉田茂的威望。第二次上台之后他连续当了六年的首相。

一个凭着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牢牢坐稳了位子的首相,接下来还有什么追求?当然是搞个大新闻!吉田茂的代表作是在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旧金山和约》。

《日美安保条约》说白了就是让美国驻军保护日本,好处是给日本节省了国防开支,坏处是使日本从里子到面子都成了美国的附庸。《旧金山和约》使日本与48个战胜国结束了战争状态,结束了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但《旧金山和约》也给日本与苏联和某东方大国的关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里只说与北方四岛有关的部分。

当时日本国会通过的放弃范围包括择捉岛和国后岛。毕竟那时候斯大林还活得好好的,日本人根本不敢对收回这两个大岛抱有什么奢望,要是能收回色丹和齿舞就烧高香了。也就是说,当时日本给苏联开出的媾和条件是比较有诚意的。

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旧金山和约》只写了日本放弃哪些领土,却没有写明这些领土的主权移交给谁。至于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归属,美国官方表示齿舞群岛不在日本放弃领土的范围内。至于另外三个岛屿,美国表示沉默。凡此种种都是为了通过暧昧不清的措辞留下搞事情的空间。

这一切都瞒不过斯大林的眼睛,毕竟他在《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措辞上已经吃过美国人的亏了。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继续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拿日本战俘当牲口使。对于那些斗胆到苏联海域打鱼的日本渔船,苏联的政策是连人带船一起扣下,而且连花钱赎回的机会都不给。日本几次提出加入联合国,都被苏联一票否决。

吉田茂没想到,驻日盟军司令部的整肃令还有撤销的一天。眼看着以鸠山一郎又要回来了,他使出浑身解数把鸠山一郎拖到了最后一批被解禁的政治家名单。但拖到1951年终于还是拖不住了。

要说吉田茂的运气是真好,鸠山一郎也真不是一般的悲情。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鸠山一郎突发脑溢血,休养了半年才复出政坛,但也落下了腿脚不利索的后遗症。如果鸠山当时没有病倒,吉田茂能不能完成《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这两个代表作就难说了。

面对前来讨债的鸠山一郎,吉田茂当时就念了两句诗:首相啊是国家的公器,怎么可以私相授受哩?饶是鸠山一郎知识水平再高,也仰天长啸要把吉田茂赶下台。他从自由党里拉出了一支队伍组成自由党鸠山派,但是干不过吉田茂。他又和改进党合并组成民主党,可还是干不过吉田茂。为了复仇,鸠山一郎不惜接受了遗臭万年的人渣——儿玉誉士夫的赞助。

儿玉誉士夫的钱其实就是日本侵华期间搜刮的金银财宝,日本战败后他与美军合作,供出了一部分财宝的下落换取了人身自由,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黑道的教父。 从鸠山一郎接受儿玉誉士夫赞助的那一刻起,就为日本的黑金政治埋下了隐患。

鸠山一郎抢班夺权的势头一天比一天大。搞得吉田茂越来越心烦意乱,终于有一天,他一时没忍住,在国会上公开骂一名向他提问的社会党议员是混蛋。作为一个首相,尤其是一个喜欢以贵族出身来标榜自己的首相,这是永远都洗刷不掉的污点。不过最终导致吉田茂下台的,是他为了保护受贿的佐藤荣作(安倍晋三的叔外祖父)干预了司法。

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是吉田茂的左膀右臂。之前池田勇人因为不当言论被鸠山派联合在野党搞下了台。如果连佐藤荣作也保不住,吉田茂这个首相也就没法干了。于是他决定冒险干预司法。结果消息走漏,鸠山派和在野党就此大做文章,把吉田茂赶下了台。1954年12月10日,71岁高龄的鸠山一郎终于得偿夙愿,当上了日本首相。

鸠山一郎的第一件代表作是把他一手建立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了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除了1993年和2009-2012年短暂下野,一直都是执政党。

鸠山一郎的第二件代表作是与苏联恢复邦交。这个事儿在吉田茂时代没有办成其实也怨不得他。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换谁当日本首相也不敢去虎口拔牙。斯大林死后,苏联的几个高层又忙着争当老大,等到赫鲁晓夫胜出的时候,日本首相已经从吉田茂变成鸠山一郎了。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在东欧的基本盘不稳,因此对亚洲的两大邻国就变得特别好说话。这一年,中苏蜜月期达到了巅峰。苏联对来访的日本首相也展现出了格外的殷勤。为了方便腿脚不灵便的鸠山首相,苏联专门在克里姆林宫安装了电梯。

在搁置了领土争议之后,双方发表了《苏日共同宣言》。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苏联放回了日本的战俘和渔民、渔船。至于最棘手的争议岛屿问题,双方约定待和平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将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返还日本。至于择捉岛和国后岛,《苏日共同宣言》中只字未提。

就是这么一个赶上了历史的进程,还把最难啃的骨头留给后人啃的谈判,都是鸠山一郎和他的亲信河野一郎呕心沥血换来的。

为了减少自民党内的阻力,鸠山一郎宣布待谈判成功后退出政坛,以此把自民党党内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夺下一任总裁上。河野一郎和岸信介是鸠山的左膀右臂,也是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热门人选。如果岸信介肯和河野一郎一样卖力气,那平息反对的声浪就不成问题。河野一郎以支持岸信介做下一任总裁为条件,才把他拉到了一条船上。

仅仅是为了稳住自民党内部,鸠山和河野两人都已经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又拿什么去拒绝来自大洋彼岸的“好意”呢?

在得知鸠山一郎即将访苏的消息后,美国政府突然表态,支持日本对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齿舞群岛的主权。如果日本承认择捉岛和国后岛为苏联领土,美国将根据《旧金山和约》第26条的规定,永久占领冲绳。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取消了《旧金山和约》期间国会通过的放弃择捉岛和国后岛的决定。打这儿起,北方四岛才成了一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

1956年底,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后,鸠山一郎功成身退。河野一郎信守承诺,率领自己的派阀把票投给了岸信介。自民党五大派阀的初代掌门人(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河野一郎、三木武夫)里,没有当过首相的只有这个河野一郎。国士无双,奈何生在了一个被去势的国度里。

柒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1960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的推动下,《日美安保条约》做出了重大修改。从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变成了美国和日本互相保护。这样从面子上来看,日本和美国就成了对等的关系。但是日本的老百姓的反应是愤怒到爆。因为新的安保条约增加了日本卷入美苏大战的风险。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当时只有六岁的安倍晋三也在首相官邸里对着外公喊:“反安保!反安保!”

反安保斗争虽然没能阻止《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生效,但把岸信介赶下了台。不过这个事儿还没完,苏联也对这个新安保条约有一肚子意见。因为这增加了苏联的国防压力。于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加条件:要在美国从日本撤军以后才能将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返还日本。

日苏两国虽然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后退了一步,但在整个六十年代,日本与苏联的关系都还凑合。他们一边在北方四岛的问题上把车轱辘话反复说,一边心照不宣地遏制中国。中国从六十年代开始表态: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六十年代,既抱住美国大腿又和苏联眉来眼去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时的中国为了独立自主,同时开罪美苏,在遭到重重封锁,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把美国死死摁在了越战泥潭。饿着肚子咬着牙坚持到了七十年代初,终于让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主动送上门儿来。当然,会有人说,独立自主没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重要。曾经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因为那时的我光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

中美关系的转折当然会深刻地改变日本。1972年,田中角荣争取到了自民党五大派阀中的3.75个,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击败了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兄弟共同培养的接班人福田纠夫。(佐藤派的四分之三支持田中,从此成为田中派,其余人马后来并入了福田派)。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日本的派阀政治。

战后日本政坛的游戏规则,一言以蔽之,就是得国会者得天下。得到众议院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就可以上台执政。如果在参众两院都掌握过半席位,那么除了修改宪法以外,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国会议员,尤其是众议员的席位特别值钱。 而且在讲究论资排辈的日本,当选次数越多的国会议员就越能登上高位。

从1947年到1994年,日本实行的是中选举区制,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名额。大部分选区的名额都在3-5个,个别选区是2个或6个。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同一个选区,同一个政党,却有好几个候选人。选民们选谁不选谁经常不是看这个人来自哪个党,而是……凭感觉(民主真的就是这样啊)。

要想拉倒选票,最方便的办法是拼爹。如果你老爸积累了几十年的知名度和口碑,那你就可以直接蹭他的流量。如果没有一个自带流量的爹。一般来说,你就得砸钱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砸钱结交社会名流来给你站台。当然如果你长得特别好看,特别会演讲或者干出了什么感动日本的事情来也有可能当选。

很快就有人发现,通过拉帮结派的办法互帮互助,比单打独斗可强多了。于是就出现了派阀。派阀的大佬从企业那里拿到政治献金,再分给议员们做竞选经费。议员拿了钱,就得根据派阀的意见来投票。

说白了这就是利用规则,合法的腐败。

1955年自民党刚成立时有八大派阀,到了六十年代演变成了五大派阀。派阀之间一方面会进行合纵连横,另一方面又轮流坐庄,照顾平衡。玩法儿十分复杂。而把派阀政治玩儿到极致的就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的首相——田中角荣。

北方四岛传:下

田中角荣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感到压力巨大的苏联为了拉拢日本,提出了苏日联合开发秋明油田和库页岛大陆架的计划。1973年10月,田中角荣访苏,与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勃列日涅夫希望多聊聊联合开发西伯利亚的事儿。田中角荣则咬住北方四岛问题不放。经过双方激烈争论,在田中角荣一再强烈要求下,为了换取联合开发西伯利亚计划进一步推进,苏联方面被迫做出有限让步。赫鲁晓夫当年增加的附加条件不再被提及。并且勃列日涅夫同意在1974年的适当时期,继续进行包括“北方领土”问题在内的缔约谈判。苏联《真理报》也以报道田中角荣首相讲话的形式,首次刊登了日苏两国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

自打田中角荣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他的运气就急转直下。1973年10月,由于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又又又一次败给了以色列,为了报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减少石油产量,提高油价。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爆发。

石油危机对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的影响可比欧美大多了。主妇们疯狂抢购卫生纸和合成洗涤剂。全国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日本经济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虽然田中角荣违背了美国的意思,和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还从中国进口了石油,尽最大努力降低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但日本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过好日子,当初又对田中角荣寄予厚望,被折腾了这么一下之后,普遍对首相感到失望。

就在这个当口,《文艺春秋》杂志刊发了一篇爆款文章《田中角荣研究——其财源与人缘》,揭露了田中巨额资金的疑点和男女关系问题。这篇文章掀起了滔天巨浪,田中角荣匆匆处理了善后工作后宣布辞职。实际上,田中的辞职不过是从台前走到了幕后。身为自民党第一大派阀的会长,只要避过这阵风头,大有希望东山再起。

如果想了解日本现代政治史。承上启下,兵多将广的田中角荣可能是最好的突破口。何况这个人还那么有趣:

第一,田中角荣是日本政界十分罕见的敞亮人。对别人提出的要求,他如果答应就会马上去办。如果办不到就当场拒绝,绝不磨磨唧唧,拖拖拉拉。

第二,他有口吃的毛病,却是一个超级演说家。1948年,驻日盟军司令部一些对吉田茂不满的人煽动自由党的人逼吉田茂辞职。自由党那帮人连打听一下这是不是麦克·阿瑟的意见都不敢。就在吉田茂准备发表辞职演说的时候。当时还是个愣头青的田中角荣突然站起来慷慨陈词,他质问大伙:“美国可以干涉日本内政吗?可不可以?你!你!还有你!说话啊!”结果在场的人都被田中角荣说得无地自容。从此田中角荣成了吉田茂的重点培养对象。

第三、他有担当。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被国民党特务或者日本右翼分子刺杀的准备,认认真真地向女儿安排了后事。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他顶住美国的压力和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论自主外交的魄力,日本战后的历代首相无人能出其右。他的派阀能够做大做强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一方面是金钱纽带,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的人格魅力。

1976年,就在田中角荣雄心勃勃地准备重出江湖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听证会上,揭露了洛克希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不正当竞争事实。该公司副董事长在听证会上证实曾通过日本的代理公司向日本政界有关人物赠送了巨款。这便是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之一的“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官司缠身的后半生就此开始。

田中角荣的经济问题当然经不起查。为了维持庞大的派阀,这么多年来,他什么钱都敢拿。1973年,韩国特工把后来成为韩国总统,当时还是民权运动家的金大中从东京绑架到了一艘韩国船上,正准备把他沉入海底,被日本警方发现。金大中绑架事件引发了日韩两国的严重外交问题。根据《文艺春秋》2001年2月的报道。田中角荣从希望妥善解决此事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那里收了至少4亿日元的现金(卢克备注:日本首相接受韩国总统的贿赂,这个太有意思了)。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也宣称其父早就知道韩国特工要对金大中动手,并在提出不杀害金大中的条件之后默许了绑架行为。

石油危机之后,苏联靠着卖石油狠赚了一笔,从此对日本爱理不理。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六年,北方四岛问题都是没什么可谈,谈了也白谈。可惜就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这一年,一边打官司一边在幕后操控日本政坛的田中角荣身患脑血栓,从此说不出话来。没能上演田中角荣vs戈尔巴乔夫的好戏。

1987年,眼看田中角荣康复无望,竹下登带领小渊惠三、桥本龙太郎等一百多人自立门户。曾经干劲十足、快人快语的田中角荣,成了瘫坐在轮椅里,有话说不出的老人,默默地体味着夕阳人生的苦楚。1992年8月27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日子里,他应邀访华。当他看到当年的中国朋友,看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捌 剑客首相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答应苏联的要求,把和平条约一签,放弃择捉、国后,收回齿舞、色丹。然而这条路在1956年被美国给堵死了。

第二种办法,威逼利诱让苏联返还北方四岛。这个办法必须建立在苏联人穷疯了,愿意卖岛换俩钱儿花的基础上。在苏联解体前后,日本人一度以为机会来了。大部分日本首相都愿意采用这种办法。反正是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也算不得无能。在谈判的时候摆出一副“快还我岛子,大爷赏你钱”的姿态,还能迎合国民的自尊心和优越感,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何乐而不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统一了,日本还是没能收回北方四岛。

第三种办法是先展开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增进双方的互信,然后慢慢商量着来。这种办法一向都很受俄国人的欢迎。因为这种办法基本等于日本给俄国送钱。对日本来说,这当然就有肉包子打狗的风险。况且见效又很慢。很可能前首相栽树,后首相乘凉。没几个首相愿意这么干。

当年田中角荣倒是有这个想法,可惜生不逢时又祸不单行。第二个采用这种办法的日本首相是田中角荣一手培养的桥本龙太郎。这位剑道高手当上首相是在1996年1月,正好是俄国人对西方的幻想破灭,重新开始重视与亚洲关系的时候。

战后能当上日本首相的人大部分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逢人就捧,有马屁就拍的人精儿。但桥本完全不属于这个类型。他和长辈说话不用敬语,动不动就训斥属下。而且仗着一身武功,急眼了就和人动手。当初田中角荣被捕,有个经常受田中照顾的国会议员说他的坏话,结果被桥本龙太郎又打又骂。桥本龙太郎这个首相完全靠一再解决急难险重问题,干事业干出来的。

北方四岛传:下

桥本龙太郎

199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核安全问题首脑会议上,叶林钦宣布,俄在北方四岛仅保留3500人的驻军,并保证今后不再往海洋,尤其是日本海倾倒核废料。(我的天啊,合着之前这么多年一直都往海里扔核废料啊!)

199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鞍马”号参加了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的纪念俄罗斯海军创建200周年的舰队检阅式。这是时隔71年以来的日本军舰首次访问俄国。

1997年1月,俄罗斯游船“纳霍德卡”号在日本海沉没,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俄方态度诚恳,积极配合日本方面做善后处理,给日方留下深刻印象。桥本首相决定以此为契机,向俄方提出改善关系的愿望。桥本指出,对俄关系要采取“多层次方针”,即在领土谈判、首脑对话、安全保障、国际合作、民间交往以及军事合作等多领域全面展开日俄关系。对此,俄方对日本的态度予以积极回应。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表示,俄愿意全方位地发展与日本的合作。

1997年3月,日本方面表示同意俄罗斯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峰会),赞成使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作为回报,在1997年6月份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期间,叶利钦向桥本龙太郎表示俄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的导弹将不再对准日本。

1997年11月,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举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在会晤后发表的“叶利钦—桥本”声明中阐述了两国在2000年前发展政治、经济、金融等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日本表示将支持和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帮助俄国培训经济管理人员和国家公务员。两国签订投资保持协定,鼓励日本企业家参与俄罗斯的经济开发和同俄企业家合作。双方建立元首热线联系,两军举行总参谋长级互访。对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北方领土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争取在2000年前签署和平条约。早日从法律上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况,实现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除此之外,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还就联合举行军事演习等问题进行了商讨,也流露出了希望合作的意愿。

(友情提示:1997年,中国掀起了韩流热潮)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是不是?硕果累累啊有木有?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也是这么想的。

日本的特别搜查部,韩国的特别检查组,台湾的特别侦查组 都以抓捕位高权重的贪官污吏而著称。但是据小道消息,他们都是有选择性地抓。选择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惹灯塔国不高兴。

东京地检特搜部虽然不归日本首相管,但历来在抓人之前起码还和首相打声招呼。可是1998年1月16日,特搜部检察官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直接冲进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银监会)抓人,当场逮捕了金融证券检查室室长和金融管理课课长,罪名是这俩人接受了性贿赂,有妈妈桑可以作证。

如果说特搜部就为了两个官僚的生活作风问题,打破与首相打招呼的惯例,冲到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抓人,你敢信?据小道消息,这俩人真正的 “罪名”是参与了桥本龙太郎筹划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妄图阻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亚洲割韭菜。

特搜部跑到大藏省抓人的行为起到了良好的震慑效果。包括大藏大臣三冢博(安倍晋太郎手下的四大天王之首)在内的所有参与AMF计划的官员都请求辞职避祸。桥本龙太郎调来亲美派出任大藏大臣,才暂时稳住了局面。

1998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桥本龙太郎引咎辞职。虽然在之后的小渊惠三和森喜朗时代,桥本都被委托了对俄谈判的任务,但再也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如果说桥本龙太郎一生有什么需要良心不安的事,不得不说的就是在田中角荣病倒后,和竹下登一起离开了田中派。虽然在田中派的113个的叛徒里,只有桥本龙太郎提出应该当面告知田中角荣,以求得老爷子的谅解。但田中真纪子还是恨透了他。

2001年,桥本龙太郎VS小泉纯一郎的选举中,拥有极高人气的田中真纪子以小泉纯一郎的“政治之妻自居”为小泉击败桥本选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年,桥本龙太郎被东京地检特搜部查出接受了1亿日元的非法政治献金。桥本龙太郎辞去了桥本派会长的职务,宣布隐退。

之后自民党的第一大派阀就变成了福田纠夫-安倍晋太郎-森喜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一脉。

玖 今井尚哉

2015年9月,安倍晋三为祖父岸信介和父亲安倍晋太郎扫墓时,被《朝日新闻》的记者询问‘是去报告安保法的成立吗’。安倍晋三的秘书官今井尚哉怒指记者无礼,在当晚的采访中,今井尚哉称“有《朝日新闻》的记者在场就免谈”。

据日本《周刊新潮》杂志2016年11月14日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腹部下、首相秘书官今井尚哉,因日本电视台某记者曾发布不合适报道,痛骂其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一个张嘴就骂人的首相秘书官,当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当年,正是今井尚哉向安倍提议,以适当形式相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僵持的两国关系打开了突破口。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则担心因此搞坏与美印两国的关系而持保留意见。安倍晋三最终选择了今井尚哉的建议。

在日俄关系上,今井尚哉也提出:比起要回北方四岛,应该优先考虑普京总统关注的经济合作问题。而外务省事务次官对此表示反对:“先搞经济合作,领土岂不是要不回来了?”

北方四岛传:下

安倍心腹今井尚哉(左)

那么安倍采纳了谁的意见呢?

2013年,安倍访问俄罗斯,成为十年来首位访问俄罗斯的日本首相。

2016年安倍访问俄罗斯提出八项对俄经济合作计划,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2018年安倍迫切希望先与俄签订和平条约,再谈领土问题。

从2012年到2019年1月22日,安倍与普京共举行了了25次会晤,创造了俄日关系史上的记录。

2019年2月7日是日本的“北方领土日”(为纪念1855年2月7日签订的《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当日安倍晋三在出席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上首次未使用俄罗斯“非法侵占”岛屿的说法,同时他表示,日本将继续就签订和平条约问题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将通过签署和平条约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信任和友谊。

日本媒体认为,安倍放弃日本一贯的说法是为了营造相对缓和的气氛,与两国关系改善以及和平条约谈判密集进行 有关。安倍已经改变了过去坚持四岛主权的立场,并且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2019年1月28日报道称,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在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之前有可能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42%的受访者支持在解决领土争端前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另有1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根本不应向俄罗斯要求任何岛屿。

其实当年小泉纯一郎就打算绕开北方四岛问题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那时候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反恐,不大顾得上东亚,按说是日俄签订和平条约的好机会。但是小泉纯一郎选择砸钱与中国竞争俄罗斯输油管道的做法深深地触怒了中国。

我不自量力地总结和分析了一下今井尚哉秘书官对安倍首相提出的外交建议,简单地说,就是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参与一带一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去年春节,安倍晋三还专门拍了个视频给中国人民拜年……)

第二步,搁置北方四岛问题,与俄罗斯展开经济合作和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

第三步,制裁韩国。这项工作由今井尚哉秘书官亲自来抓。

第四步,抓住2020年东京奥运和美国忙于大选的契机。拉拢那个谁,瓜分那个啥,以达到和某某签合同的目的,破解困住日俄两国长达七十五年的珍珑棋局……

北方四岛的东北亚困局,也许正在今井尚哉的大局当中,缓缓破解。